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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的限度

发布时间:2019-03-13 03:34:21 阅读: 来源:攀登架厂家

革命的限度

作者:秋风

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革命。不过,“革命”一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源远流长。上古有“汤武革命”,接下来是周人革殷商之命。然而,这些革命具有一些出乎今人意料的特征。

《史记》记载:“纣师虽众,皆无战之心,心欲武王亟入。纣师皆倒兵以战,以开武王。武王驰之,纣兵皆崩畔纣。纣走,反入登于鹿台之上,蒙衣其殊玉,自燔于火而死。”纣王的死亡仪式很有趣:这是彻底物质主义的葬仪。而殷人都盼望着武王胜利。

接下来的故事将体现出古典革命的精义。周武王在《尚书》所收几篇相关文献中已清楚阐述过这种革命理念。《牧誓》控诉纣王多行无道,“俾暴虐于百姓,以奸宄于商邑。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”。纣王无道也伤害殷人。所以,我周人乃是奉天之命来讨伐纣王。而所谓天命,按照《泰誓中》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之句的意思,就是“民意”。“民”中也包括殷人,所以这篇誓言接着说:“我伐用张,于汤有光”。我周人灭的不是殷商,而是祸乱华夏的纣王。这一事业,反而是在光大商的建国者汤的道德功业。换作是汤,也会起而攻灭他的这个不孝、不义的后代。

可以说,周没有灭商,周人也从来没有灭商的意思。这一点体现在周人政治联盟取胜之后的措施与制度安排上,《武成》篇是这样描述的:“一戎衣,天下大定。乃反商政,政由旧。释箕子囚,封比干墓,式商容闾。散鹿台之财,发钜桥之粟,大赉于四海,而万姓悦服。”箕子、比干、商容都是殷人,因劝阻纣王为恶,而被纣王迫害或杀害。现在,武王用隆重的仪式尊荣他们。

最重要的是“乃反商政,政由旧”。也就是说,周人仍然延续殷的各种制度,这包括《史记》所说“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”。殷人仍然维持其国家,周人没有对殷人进行任何集体惩罚。因此后来才有了周公弟弟借殷人力量发动叛乱的事情——— 请注意,不是殷人主动叛乱。这也能说明,殷人是何等欣悦地承认了周的仁道统治。

最能表现这场革命之性质的事件则是殷遗民为周立宪。事见《尚书洪范》,或许可以说,这是尚书最重要的一篇,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。“洪”即宏大、伟大,“范”即规则,“洪范”就是治国的基本原理、根本规则,就是根本法或者说宪法。

极具象征意义的是,周人的根本法,却是由一位殷人起草的。周人具有忧患意识,武王在胜殷纣之后,即认真思考如何治理陡然扩大了很多倍的人民。他有点战战兢兢,就去访问曾经作过纣王儿子的师傅的箕子,很诚恳地说,“我不知其彝伦攸叙”——— 我不知道治国之大法。箕子便说,舜曾赐给大禹以《洪范》,这是圣圣相传的治国大法,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交给你。

董仲舒说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,又说“改制不改道”。今人对此多有批评。但是,治理国家确实有一种亘古不变的道,那就是正义。不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周,不论是孔孟还是亚里士多德,不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梁启超,所追求的都是这样的“大道之治”。洪范所表达的、后世儒家所继承、阐发的无非是这样的道。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即“制”,当然各个国家、各个时代不同,但其道则以一贯之。周对殷的革命不是颠覆,而是回归,回到“正道”,清除其得以表现的障碍。这样的革命当然呈现为有限度的革命。革命的目的不是颠覆既有秩序,而是清除其中的弊害,恢复秩序的正常运转。

这样的革命原理,周易中亦有阐述,见“革”卦。宋代程伊川先生撰《河南程氏易传》断言,“君子豹变,小人革面”,革道即算告成。有一个成语叫“洗心革面”,它可以恰当地描述这种革命之道:君子自可洗心,小人革面即可。君子当然可以追求彻底的灵魂深处的革命,却不可如此要求普通人,不可滥用权力强制普通人改变习俗、价值。周人灭纣而继承殷人之道则显示,古人理解的革命仅限于政体变革,清除社会、文化、经济秩序自发演进的障碍。试图用权力颠覆后者,按照程子的说法,“则为已甚,已甚非道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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